他的父亲是与孙中山先生并称“孙黄”的黄兴互盈策略，却一生都没来得及见上父亲一面，被3任妻子接连抛弃，却改写了中国几代盲人的命运。
他就是黄兴的幼子黄乃，1916年10 月，黄兴病逝。此时，黄兴的原配夫人廖淡如腹中还怀着他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黄乃。次年1月，黄乃出生，这个孩子虽然没见过自己的父亲，却一生都在继承他的遗志。
黄乃出生的时候，家里已经没了父亲这个顶梁柱，可毕竟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，日子也还算过得去。母亲廖淡如又生性坚韧，硬是自己支撑起了整个家庭。
小黄乃从没见过父亲，但他的母亲和哥哥们都说，爹是为了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才四处奔波，最后去世的。小时候，他也算过得安稳，可毕竟黄兴生前把大多家底都投进了革命事业中，并没有留下多少私产。
展开剩余83%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紧巴起来，母亲为了一家子的生计，开始盘算着陪嫁的首饰能换多少钱。小黄乃也日渐懂事起来，学着帮母亲挑水、劈柴。廖淡如看着年幼的儿子心疼，说：“你好好念书就行，这些活不用你干。”他却说：“哥哥说，爹说男子汉要自食其力。”
谁也没想到，就在黄乃17岁那年，他在中学体育课踢足球，一个同学卯足了劲一脚踹过来，球没奔向球门，直奔他右眼而去。“咚”得一声，黄乃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立刻就疼得在地上打滚。
送到医院以后，医生扒开眼皮看了半天，叹着气说：“视网膜脱落了，这只眼，怕是保不住了。”那时候的医术可不比现在，视网膜脱落基本上就是要宣判失明了互盈策略，可他还是接受了手术。
最终，奇迹并没有出现，黄乃的右眼还是失明了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右眼蒙着厚厚的纱布，左边的眼睛望着天花板，心里空落落的。他没哭，就是好几天不说话。
母亲怕他憋出病来，天天跟他讲黄兴当年打仗受伤的事，说：“你爹胳膊中过枪，照样带兵冲锋，你以后也会像你爹一样的，这点困难不算啥。”
右眼失明了，可黄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，他还是看书，不过只能歪着脑袋用左眼看了。光线暗的时候，字在他眼里就是一团模糊的影子。晚上点着煤油灯，凑得离书本只剩寸把远，常常熏得一脸黑。
同学笑他“独眼龙”，他听见了也不恼，就闷头看书。
1936年，黄乃听说日本的留学生在搞救亡运动，心里又燃起了一团火。他跟母亲说要去日本，母亲攥着他的手直掉泪：“你一只眼，在外面受了欺负可咋办？”他拍着胸脯保证：“我爹的朋友在那边，不会有事的。再说，我去学本事，回来才能更好地打鬼子。”
到了日本，他进了东京大学学社会学。白天上课，晚上就往华人社团跑，跟留学生们讨论怎么救国。他日语说得不算溜，可道理讲得透，慢慢成了小圈子里的核心。好景不长，他组织的几次反战集会得罪了日本宪兵，一天晚上被突然闯进宿舍的宪兵抓走了。
在牢里待了半个月，他没松口。后来还是黄兴当年的老部下托了关系，才把他捞出来。坐船回国的时候，他站在甲板上，望着越来越近的海岸线互盈策略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下，真要上战场了。
1937年，抗战全面爆发，黄乃直奔延安。在那个窑洞里的革命圣地，他像找到了家。他会写文章，懂外语，被分到《解放日报》当副刊主编，后来又去了新华社国际部。那时候延安条件苦，晚上办公就靠一盏小油灯，黄乃左眼本来就近视，这下就熬得更厉害了。
同事劝他：“悠着点，多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。”，他总是笑笑：“没事，我心里亮堂着呢。”
在延安，他还遇到了自己第一个心爱的姑娘，两人在1942年结婚，还有了个儿子。但是在那个战争年代，聚少离多是常态，他们也不例外，最后，两人就那样分开了。
那天夜里，黄乃拿着曾经两人来往的信件看了又看，第二天，还是和往常一样该干啥干啥，只是眼睛红红的。
1949年，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，黄乃却突然倒下了。他的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，比当年右眼的情况还严重。周总理听说了，亲自批了条子，让他去苏联治病。到了莫斯科，最好的眼科医生都来看过，摇着头说：“太晚了，神经已经坏死了”。
黄乃躺在病床上，知道自己彻底看不见了。他没哭，只是问医生：“苏联的盲人，平时咋过日子？”医生带他去了当地的盲人学校，他摸着那些凹凸不平的盲文，突然心里一动：中国的盲人，是不是也能有自己的字？
从苏联回来以后，黄乃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以前他总想着在政坛上干出点样子，现在却满脑子都是盲文。那时候我国的盲人，要么靠算命糊口，要么在家等着饿死，全国没几所盲校，就算有，用的盲文也乱七八糟，各地不一样，根本没法交流。
1952年，黄乃主动申请调到教育部，专门管盲聋哑教育。他说干就干，找了几个懂语言学的朋友，天天窝在办公室里研究。看不见，他就让助手念，自己在脑子里琢磨；想试试字形，就用手摸着盲文板，一个点一个点地扎。有时候扎得太用力，手指头都磨出了血泡。
这个时候，他又结了婚，妻子是他的老同事，也很支持他的盲文事业。可真过起日子，就又是另一回事了，妻子要上班，又要照顾孩子和他。慢慢地，她也撑不住了，最后，两人还是分开了。
短短一年时间，黄乃就设计出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盲文初步方案，不久之后，他又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盲文刊物《盲人月刊》。毛主席看到以后，高兴的说：“黄乃同志我知道，他很有创造性。”
后来，黄乃设计的这套盲文成了全国通用的标准，大家都叫他“中国盲文之父”，他却说：“我只是想帮盲人朋友多看看这个世界。”1991年，国家给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发津贴，黄乃成了唯一一个上榜的残疾人。
黄乃先生一生有过4次婚姻，前3个妻子都在婚后不久就离异了。不过，比起感情状况互盈策略，他更让人关注的，还是在盲文上的贡献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为无数盲人照亮了一条路，值得后世永远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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