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他的父亲是与孙中山先生并称“孙黄”的黄兴互盈策略,却一生都没来得及见上父亲一面,被3任妻子接连抛弃,却改写了中国几代盲人的命运。
他就是黄兴的幼子黄乃,1916年10 月,黄兴病逝。此时,黄兴的原配夫人廖淡如腹中还怀着他的孩子,这个孩子就是黄乃。次年1月,黄乃出生,这个孩子虽然没见过自己的父亲,却一生都在继承他的遗志。
黄乃出生的时候,家里已经没了父亲这个顶梁柱,可毕竟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,日子也还算过得去。母亲廖淡如又生性坚韧,硬是自己支撑起了整个家庭。
小黄乃从没见过父亲,但他的母亲和哥哥们都说,爹是为了让百姓们过上好日子才四处奔波,最后去世的。小时候,他也算过得安稳,可毕竟黄兴生前把大多家底都投进了革命事业中,并没有留下多少私产。
展开剩余83%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紧巴起来,母亲为了一家子的生计,开始盘算着陪嫁的首饰能换多少钱。小黄乃也日渐懂事起来,学着帮母亲挑水、劈柴。廖淡如看着年幼的儿子心疼,说:“你好好念书就行,这些活不用你干。”他却说:“哥哥说,爹说男子汉要自食其力。”
谁也没想到,就在黄乃17岁那年,他在中学体育课踢足球,一个同学卯足了劲一脚踹过来,球没奔向球门,直奔他右眼而去。“咚”得一声,黄乃只觉得眼前一黑,立刻就疼得在地上打滚。
送到医院以后,医生扒开眼皮看了半天,叹着气说:“视网膜脱落了,这只眼,怕是保不住了。”那时候的医术可不比现在,视网膜脱落基本上就是要宣判失明了互盈策略,可他还是接受了手术。
最终,奇迹并没有出现,黄乃的右眼还是失明了。他躺在病床上,右眼蒙着厚厚的纱布,左边的眼睛望着天花板,心里空落落的。他没哭,就是好几天不说话。
母亲怕他憋出病来,天天跟他讲黄兴当年打仗受伤的事,说:“你爹胳膊中过枪,照样带兵冲锋,你以后也会像你爹一样的,这点困难不算啥。”
右眼失明了,可黄乃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学业,他还是看书,不过只能歪着脑袋用左眼看了。光线暗的时候,字在他眼里就是一团模糊的影子。晚上点着煤油灯,凑得离书本只剩寸把远,常常熏得一脸黑。
同学笑他“独眼龙”,他听见了也不恼,就闷头看书。
1936年,黄乃听说日本的留学生在搞救亡运动,心里又燃起了一团火。他跟母亲说要去日本,母亲攥着他的手直掉泪:“你一只眼,在外面受了欺负可咋办?”他拍着胸脯保证:“我爹的朋友在那边,不会有事的。再说,我去学本事,回来才能更好地打鬼子。”
到了日本,他进了东京大学学社会学。白天上课,晚上就往华人社团跑,跟留学生们讨论怎么救国。他日语说得不算溜,可道理讲得透,慢慢成了小圈子里的核心。好景不长,他组织的几次反战集会得罪了日本宪兵,一天晚上被突然闯进宿舍的宪兵抓走了。
在牢里待了半个月,他没松口。后来还是黄兴当年的老部下托了关系,才把他捞出来。坐船回国的时候,他站在甲板上,望着越来越近的海岸线互盈策略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这下,真要上战场了。
1937年,抗战全面爆发,黄乃直奔延安。在那个窑洞里的革命圣地,他像找到了家。他会写文章,懂外语,被分到《解放日报》当副刊主编,后来又去了新华社国际部。那时候延安条件苦,晚上办公就靠一盏小油灯,黄乃左眼本来就近视,这下就熬得更厉害了。
同事劝他:“悠着点,多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。”,他总是笑笑:“没事,我心里亮堂着呢。”
在延安,他还遇到了自己第一个心爱的姑娘,两人在1942年结婚,还有了个儿子。但是在那个战争年代,聚少离多是常态,他们也不例外,最后,两人就那样分开了。
那天夜里,黄乃拿着曾经两人来往的信件看了又看,第二天,还是和往常一样该干啥干啥,只是眼睛红红的。
1949年,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,黄乃却突然倒下了。他的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,比当年右眼的情况还严重。周总理听说了,亲自批了条子,让他去苏联治病。到了莫斯科,最好的眼科医生都来看过,摇着头说:“太晚了,神经已经坏死了”。
黄乃躺在病床上,知道自己彻底看不见了。他没哭,只是问医生:“苏联的盲人,平时咋过日子?”医生带他去了当地的盲人学校,他摸着那些凹凸不平的盲文,突然心里一动:中国的盲人,是不是也能有自己的字?
从苏联回来以后,黄乃就像变了个人一样,以前他总想着在政坛上干出点样子,现在却满脑子都是盲文。那时候我国的盲人,要么靠算命糊口,要么在家等着饿死,全国没几所盲校,就算有,用的盲文也乱七八糟,各地不一样,根本没法交流。
1952年,黄乃主动申请调到教育部,专门管盲聋哑教育。他说干就干,找了几个懂语言学的朋友,天天窝在办公室里研究。看不见,他就让助手念,自己在脑子里琢磨;想试试字形,就用手摸着盲文板,一个点一个点地扎。有时候扎得太用力,手指头都磨出了血泡。
这个时候,他又结了婚,妻子是他的老同事,也很支持他的盲文事业。可真过起日子,就又是另一回事了,妻子要上班,又要照顾孩子和他。慢慢地,她也撑不住了,最后,两人还是分开了。
短短一年时间,黄乃就设计出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盲文初步方案,不久之后,他又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盲文刊物《盲人月刊》。毛主席看到以后,高兴的说:“黄乃同志我知道,他很有创造性。”
后来,黄乃设计的这套盲文成了全国通用的标准,大家都叫他“中国盲文之父”,他却说:“我只是想帮盲人朋友多看看这个世界。”1991年,国家给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发津贴,黄乃成了唯一一个上榜的残疾人。
黄乃先生一生有过4次婚姻,前3个妻子都在婚后不久就离异了。不过,比起感情状况互盈策略,他更让人关注的,还是在盲文上的贡献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为无数盲人照亮了一条路,值得后世永远铭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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